海棠依旧

近两个月来，一直在读杜预的《春秋左传集解序》及孔颖达为序所作的疏。

所谓的“一直在读”，并非是很用功地苦读，而是指没有在读别的书，除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以外。因为新房子的牵涉，妈妈的生病住院，还有伙伴们的相约玩牌，这诸多理由把我包裹起来，忙，累。其实只有自己内心明白，这些不过是借口。

这则序言及疏实在难读，又找不到可以帮忙的资料。本来古文功底差，以往凡是难懂的段落，总能信手拈来译文及注解，而这次我无论如何搜索，仍不能如愿。因此，只有靠自己一字一句去琢磨，去体会。时间一久，如此坚硬的东西磨得我信心尽失。于是，拿起来又放下，放下重又拾起，真真有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无奈感觉。

前两天，我对先生聊起这两个月的读书经历，他说：这么辛苦就不要读了，再说，即便读懂了又如何？一听这话，心头果然就放松了。是啊，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读过它，照样不是过得很好吗？可一旦心静下来，还是止不住想拿起它。没有目的，没有理由，只是想读，喜欢读，在阅读、品味中有一种愉悦的快感，或为文字，或为思想。

无论是杜预还是孔颖达，他们对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的认知，已经达到了精通的境界。他们对二者的注解及疏，前后联贯，由一件事说开去，博证旁引，融会贯通，使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与那个时代完全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地。我想，穷其一生能如此，就算万幸了。

通过阅读这则《序》，我终于明白了孔夫子所说的“不愤不咎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”的真正含义。当我苦苦探究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而不得时，阅读这部书，眼前突然别开洞面，其中的幽径通深，更使我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

以下分析探究孔子修《春秋》的目的及起始点。

《春秋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（即公元前481年），经曰：十有四年春，西狞获麟；传曰：十四年春，西狞于大野，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，以为不祥，以赐虞人。仲尼观之，曰：麟也。然后取之。

“麟”即麒麟，它与“凤”及龟、龙、虎，据说是“神灵之鸟兽，王者之嘉瑞也”。杜预认为，“时无明王出而遇获， 仲尼伤周道之不兴，感嘉瑞之无应，故因《鲁春秋》而修中兴之教。绝笔於‘获麟’之一句者，所感而起，固所以为终也。”

春秋末期，礼崩乐坏，社会混乱。在此衰乱之世，麟的出现并非合其时。“上无明主，是虚其应也。为人所获，是失其归也。”孔夫子由此联想到毕生所推崇的文王之道，始终得不到实现，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不禁伤时之政，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”；但他又不甘心就此罢休，并因“获麟”所感，“既知道屈当时，欲使功被来世，由是所以作《春秋》。”

既然弄明白了孔子修《春秋》的终年，那么，它的开端又是如何的呢？

杜预认为：周平王，东周之始王也。隐公，让国之贤君也。考乎其时则相接，言乎其位则列国，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。若平王能祈天永命，绍开中兴；隐公能弘宣祖业，光启王室，则西周之美可录，文武之迹不队。是故因其历数，附其行事，采周之旧，以会成王义。垂法将来。

而下面这段孔颖达先生的逐句分析，更是透彻精辟：

“周平王，东周之始王也。”迁居洛邑，平王为首，是始王也。“隐公，让国之贤君也”，於第当立，委位让桓，是贤君也。“考乎其时则相接”，隐公，之初当平王之末，是相接也。“言乎其位则列国”，其爵为侯，其土则广，是大国也。“本乎其始，则周公之祚胤也”，鲁承周公之后，是其福祚之胤也。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，求天长命，绍先王之烈，开中兴之功；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，光启周王之室，君臣同心，照临天下，如是则西周之美，犹或可寻，文武之迹，不坠於地。而平王、隐公居得致之地，有得致之资，而竟不能然，只为无法故也。仲尼愍其如是，为之作法，其意言若能用我道，岂致此乎？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，附其时人之行事，采周公之旧典，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，虽前事已往，不可复追，冀得垂法将来，使后人放习。以是之故，作此春秋》。

故知孔子为什么修《春秋》，及如何修《春秋》，其意深也！

自古以来，越级上 访就是各级官僚最为头疼的一大难题。之所以出现越级上 访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当地官民勾结，或官官相卫，老百姓有冤无处申诉。

《神探狄仁杰》第三部的“邗沟案”中说，永徽律明文规制：越级上 访上诉者，有罪，要被鞭笞四十，但得实不坐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有冤情必须逐级上诉，一旦越级上 访，上诉者就会被施以酷刑，但是，如果调查后所诉是实情，就不再追究上诉者的责任。

一千多年后的今天，越级上 访这一现象依然存在。与过去不同的是，现在的越级者不再受惩罚，而是追究当地领导者的责任，无论所告是否实情。尤其是两个奥运会期间，一旦出现上述情形，一把手就地免职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各级政府的官僚们战战兢兢。

讲个笑话。某城中村的村民们与村委、办事处起了争执，事由似乎是村民们强词夺理，双方多次交涉协调，均无结果。村民们打算到市政府上 访，办事处的领导知道后，马上对村民代表说：你们上法院起诉，告我们吧。村民代表说：我们手里没有证据。领导说：我们帮你们搜集证据。村民说：律师费太高，我们请不起。领导说：我们帮你们请律师……

现在，省里关于上 访工作有了新举措，就是各乡（办）都设有信访办公室，每天都有领导带班接待信访人员，力争使信访工作落到实处。如果这一举措效果显著，可能还在全国推广。

注：上和访这两个字排在一起无法显示，可能是政治敏感字眼；于是，我把它们换成了拼音shangfang。后来，我大脑一闪，如果在两个字中间加一个字符，该成了吧，可在操作时，不知加什么好，干脆什么也不加，这样岂不更好？！呵呵，看我多么聪明~

关于传与经的有关问题盘清理顺了之后，杜预开始自述作注之本意。

一、首先申明此注异于先儒的传文。

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后儒为其作传释经的文人不尽其数，但其所论不尽相同。杜以为，“丘明与圣同时，为经作传，经有他义，无容不尽，故传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”。这也就是杜以《左传》为版本，读经、释经、集解经的根本宗旨。其它先儒之传注，仅作参考。

在这里，杜预先生认为，“《春秋》虽以一字为褒贬，但义则待传而后晓。”它和《易经》中的八卦之爻不同，一爻变，其情全变。而经一字之差异，本身不能独显其大义，只有通过语词解释，才能传达其大义。“故当依传以为断。”

二、其次，交待了《经传集解》、《释例》之含义。

“分经之年，与传之年相附，比其义类，各随而解之，名曰《经传集解》。”因经、传异处，阅读不便，故杜分年相附，聚集而解之。

“又别集诸例及地名、谱第、历数，相与为部，凡四十部，十五卷，皆显其异同，从而释之，名曰《释例》。”因为没有读到杜先生的《释例》，所以对这一词语的意义比较含糊。词典中，释例的意思是阐释他人或自己著作内容的凡例，并用杜预的上面那句话来注释“释例”，其含义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，难以述说。

先生购了一套国学经典，共四十余种（后附书单）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包装精致。其中有几本我比较喜欢，比如：荀子、战国策、世说新语、古文观止等，盼望已久，欢欣不已。

节食，运动，学做美食，读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和《左传集解》，这几项是我目前的主要生活内容。

附书单：

周易/论语/孟子/荀子/近思录/传习录/老子/庄子/墨子/韩非子/金刚经/六祖坛经/孙子兵法/孙膑兵法/三十六计/六韬/鬼谷子/长短经/战国策/人物志/贞观政要/菜根潭/呻吟语/幽梦影/小窗幽记/百喻经/郁离子/世说新语/舌华录/娑罗馆清言/颜氏家训/诗经/楚辞/唐诗三百首/宋词三百首/元曲三百首/古文观止/文心雕龙/人间词话/山海经/笑林文记

前几天妈妈生病，和弟心急火燎的赶到县城医院，站在病床旁，看到妈疼痛难忍的神色，心痛如绞。

妈这次得的是胆囊炎。之前在家，时时有疼痛感，医生按胃病给下药，好象还在医院做了胃镜。结果用了几天药之后，9日晚上突然疼痛加重，一整夜未合眼。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县城医院，全身检查，发现妈好象有糖尿病、胆结石，但主治医生一直不敢下结论，于是，做CT，请专家会诊，最后确定为胆囊炎、脂肪肝。从第三天开始，妈的精神才开始好转，稍微能进些食。

妈的体质一向很好，很少得病，偶尔的头疼脑热，对她来说，根本不算个病，这次例外。晚上，我和嫂陪妈在病房聊天，妈说：“没有想到得病这么难受，以后真的要多注意身体了。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妈已是60多岁的人，可她始终不听家人的劝说，这几年东奔西走，做她喜欢做的事情。按说，人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是一种幸福，但凡事不能超越年龄、身体的极限。一场病让妈似乎开了窍。当我教嫂子做几个瑜珈动作活动筋骨时，谁知妈竟有了兴趣，很吃力地跟着做。妈就是这样的人，勇敢、坚强，喜欢接受新事物。

妈一共住了四天院，现在家吃药静养。希望她老人家早已康复！

  传释经之三体：发凡正例、新意变例、归趣非例。根据旧史书的体例来修订的称“发凡正例”，结合旧体例而加以变化的称“新意变例”，《春秋》里只记事，《左传》里说明意义， 但不说明体例， 称“归趣(旨趣)非例”。

一、五十凡例

1、凡诸侯同盟，於是称名，故薨则赴以名，告终称嗣也，以继好息民，谓之礼经（隐公七年）——丧葬类

2、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,平地尺为大雪.隐公九年——灾异类

3、凡诸侯有命,告则书,不然则否.师出臧否亦如之.虽及灭国,灭不告败,胜不告克,不书于策.隐公十一年——从告而书类

4、凡平原出水为大水.桓公元年——灾异类

5、凡公行告于宗庙,反行饮至,舍爵策勋焉,礼也.特相会,往来称地,让事也,自参以上,则往称地,来称会,成事也.桓公二年——朝聘会盟类

6、凡公女嫁于敌国,姊妹则上卿送之,以礼於先君,公子则下卿送之;於大国,虽公子亦上卿送之;於天子,则诸卿皆行,公不自送;於小国,则上大夫送之.桓公三年——婚姻类

7、凡祀,起蛰而郊,龙见而雩,始谷而尝,闭蛰而烝,过则书.桓公五年——祭祀类

8、凡诸侯之女行,唯王后书.桓公九年——婚姻类

9、凡师,一宿为舍,再宿为信,过信为次.庄公三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10、凡师,敌未陈,曰败某师,皆陈曰战,大崩曰败绩,得隽曰克,覆而败之曰取某师,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.庄公十一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11、凡天灾有币无牲,非日月眚不鼓.庄公二十五年——灾异类

12、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,出曰来归.夫人归宁曰如某,出曰归于某.庄公二十七年——婚姻类

13、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,无曰邑;邑曰筑,都曰城.庄公二十八年——土功类

14、凡马日中而出,日中而入.庄公二十九年——畜类

15、凡师,有钟鼓曰伐,无曰侵,轻曰袭.庄公二十九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16、凡物不为灾不书.庄公二十九年——灾异类

17、凡土功龙见而毕务,戒事也,火见而致用,水昏正而裁,日至而毕.庄公二十九年——土功类

18、凡诸侯有四夷之功,则献于王,王以警于夷.中国则否,诸侯不相遗俘.庄公三十一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19、凡侯伯救患,分灾,讨罪,礼也.僖公元年——侯伯职责类

20、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,死王事加二等.於是有以衮敛.僖公四年——丧葬类

21、凡分,至,启,闭,必书云物,为备故也.僖公五年——云物类

22、凡夫人不薨於寝,不殡于庙,不赴于同,不祔于姑,则弗致也.僖公八年——丧葬类

23、凡在丧,王曰小童,公侯曰子.僖公九年——丧葬类

24、凡启塞从时.僖公二十年——土功类 

25、凡诸侯同盟,死则赴以名,礼也.赴以名则亦书之,不然则否,辟不敏也.僖公二十三年——丧葬类

26、凡师能左右之曰以.僖公二十六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27、凡君薨,卒哭而祔,祔而作主,特祀於主,烝尝禘于庙.僖公三十三年——丧葬类

28、凡君即位,卿出并聘,践修旧好,要结外援,好事邻国,以卫社稷,忠,信,卑让之道也.忠,德之正也;信,德之固也;卑让,德之基也.文公元年——朝聘会盟类

29、凡君即位,好舅甥,修昏姻,娶元妃,以奉粢盛,孝也.孝,礼之始也.文公二年——婚姻类

30、凡民逃其上曰溃,在上曰逃.文公三年——出入逃奔类

31、凡会诸侯,不书所会,后也.后至不书其国,辟不敏也.文公七年——朝聘会盟类

32、凡崩薨,不赴则不书;祸福不告,亦不书.文公十四年——从告而书类

33、凡胜国曰灭之,获大城焉曰入之.文公十五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34、凡诸侯会,公不与不书,讳君恶也,与而不书,后也.文公十五年——朝聘会盟类

35、凡弑君,称君,君无道也;称臣,臣之罪也.宣公四年——弑君类

36、凡师出,与谋曰及,不与谋曰会.宣公七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37、凡诸侯之大夫违,告於诸侯曰:某氏之守臣某,失守宗庙,敢告,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,不然则否.宣公十年——出入逃奔类

38、凡火,人火曰火,天火曰灾.宣公十六年——灾异类

39、凡太子之母弟,公在曰公子;不在曰弟.宣公十七年——氏族类

40、凡称弟皆母弟也.宣公十七年——氏族类

41、凡自虐其君曰弑,自外曰戕.宣公十八年——弑君类

42、凡诸侯嫁女,同姓媵之,异姓则否.成公八年——婚姻类

43、凡自周无出,周公自出故也.成公十二年——出入逃奔类

44、凡君不道於其民,诸侯讨而执之,则曰:某人执某侯.不然则否.成公十五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45、凡去其国,国逆而立之曰“入”,复其位曰“复归”,诸侯纳之曰“归”, 以恶曰“复入”.成公十八年出入——逃奔类

46、凡诸侯即位,小国朝之,大国聘焉,以继好结信,谋事补阙,礼之大者也.襄公元年——朝聘会盟类

47、凡诸侯之丧,异姓临於外,同姓於宗庙,同宗於祖庙,同族於祢庙.襄公十二年——丧葬类

48、凡书取,言易也;用大师焉曰灭,弗地曰入.襄公十三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49、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.昭公四年——军谋军功类

50、凡获器用曰得,得用焉曰获.定公九年——得获类

二、新意变例

其微显阐幽，裁成义类者，皆据旧例而发义，指行事以正褒贬。诸称“书”、“不书”、“先书”、“故书”、“不言”、“不称”、“书曰”之类，皆所以起新旧，发大义，谓之变例。

称“书”者，若文二年“书士縠，堪其事”；襄二十七年“书先晋，晋有信”，如此之类是也。

“不书”者，若隐元年春“正月，不书即位，摄也”；“邾子克，未王命，故不书爵”，如此之类是也。

“先书”者，若桓二年“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，故先书弑其君”；僖二年，虞师晋师“灭下阳，先书虞，贿故也”，如此之类是也。

“故书”者，隐三年，“壬戌，平王崩，赴以庚戌，故书之”；成八年“杞叔姬卒，来归自杞，故书”，如此之类是也。

“不言”者，若隐元年“郑伯克段于鄢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”；庄十八年“公追戎于济西。不言其来，讳之也”，如此之类是也。

“不称”者，若僖元年“不称即位，公出故也”；庄元年“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”，如此之类是也。

“书曰”者，若隐元年“书曰郑伯克段于鄢”，隐四年‘书曰卫人立晋’，众也”，如此之类是也。

另：

追书：襄元年“围宋彭城。非宋地，追书也”；

称：隐元年“称郑伯，讥失教也”；

言：昭三十一年“公在乾侯。言不能外内也”。

 “先书”、“故书”既是新意，则“追书”亦是新意；“书”与“不书”俱是新，则“称”与“不称”、“言”与“不言”亦俱是新意，岂得“不言”、“不称”独为新意，“言”也“称”也便即非乎？《释例•终篇》云“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”，止有其数，不言其目，就文而数，又复参差。窃谓“追书”也，“言”也，“称”也，亦是新意。序不言者，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。

三、归趣(旨趣)非例

《春秋》里只记事，《左传》里说明意义， 但不说明体例， 称“归趣(旨趣)非例”。也就是说，除周公之“正例”、孔子之“变例”之外，《左传》的大部分传文只不过是直述史实之原委，直接表达是非褒贬，无例可循，故日“非例”。

左丘明何许人也？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上说：左丘明，鲁史也。

“左丘明受经于仲尼。”孔先生以为，“丘明为经作传，故言受经于仲尼，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。”这句话受益也。假若让我理解，一定会误认为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。

成语“优柔餍饫”就是出自这篇序。杜预赞美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传，深谙孔子修《春秋》之义，“身为国史，躬览载籍，必广记而备言之。其文缓，其旨远，将令学者原始要终，寻其枝叶，究其所穷。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，餍而饫之，使自趋之。若江海之浸，膏泽之润，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然后为得也。”

那么，《左传》是如何释《春秋》经的呢？

一、传释经之内容

1、传先经为文，以始后经之事。如：隐公元年，不书隐公即位，先发仲子归于我；

2、传后经为文，以终前经之义。如：昭公二十二年，王室乱，定八年，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。

3、传依经之言，以辩此经之理（依经者，经有其事，传辩其由）。如：隐公不书即位，而求好于邾，故为蔑之盟。

4、错经为文，以合此经之异（错经者，有地有两名，经传互举）。如：经“侵”传“伐”，于文虽异，于理则合。

5、有经无传（例之所重）。如：桓元年，经“秋，大水”。传“凡平原出水为大水”。庄七年，“秋，大水”，而传不再复发。

6、无经有传（躬览载籍，所见者博，以义有所取，必广记而备言之）。

二、传释经之三体

1、根据旧史书的体例即周公之法，来修订的称“发凡正例”，亦称“凡例”。共有五十种。

2、结合旧体例而加以变化的称“新意变例，共有七种情形。

3、《春秋》里只记事，《左传》里说明意义， 但不说明体例， 称“归趣(旨趣)非例”。

关于“三例”，我查找了许多资料，脑子里始终糊涂不清。看到这则浅显易懂的资料，似乎有所明白。

所谓“正例”，即《左传》解释《春秋》时常用的“凡”字句式，如，“凡诸侯同盟，于是称名”之类。杜预总结出《左传》中这样的句式共五十句，故称之为“五十凡”，是为“正例”，“乃周公所制礼经也”，即周公之垂法；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在继承周公垂法的同时，又有自己的发明，即孔子所表达的是非褒贬，如《左传》中常见的“不书”、“故书”等解经之语，“皆所以起新旧，发大义，谓之变例”，即孔子之“新义”；除此之外，则“其经无义例，因行事而言，则（左）传直言其归趣而已，非例也”。就是说，除周公之“正例”、孔子之“变例”之外，《左传》的大部分传文只不过是直述史实之原委，直接表达是非褒贬，无例可循，故日“非例”。

三、传释经行文之褒贬

1、微而显，文见于此，而起义在彼。

2、志而晦，约言示制，推以知例。

3、婉而成章，曲从义顺，以示大顺。

4、尽而不汙，直书其事，具文见意。

5、惩恶而劝善，求名而亡，欲盖而章。


以上可以看出，传虽然释经，可也有自己的发挥，而且对经的传承有很大的帮助作用。

关于下面这段话，我认为书中分析得非常细致。即解释了《易·象》、《春秋》所昭示的文王之功、周公之德，又暗喻了鲁史《春秋》是遵从旧典礼经的典范，以此说明了韩宣子的感叹由衷。

~~~韩宣子适鲁，见易象与鲁《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与周之所以王。”韩子所见，盖周之旧典礼经也。

——《易•象》、《春秋》是文王、周公之所制，故见《春秋》知周公之德，见《易•象》知周之所以王也。文王能制此典，即是身有圣德，圣不空生，必王天下。周室之王，文王之功，故观其书，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。文王身处王位，故以王言之。周公不王，故以德属之。人异，故文异。传言观书大史，则所观非一，而独言《易•象》、《鲁春秋》者，韩子主美文王、周公，故特言之。《易•象》，鲁无增改，故不言“鲁易象”。《春秋》虽是周法所记，乃是鲁事，故言“鲁春秋”也。《春秋》、《易•象》，晋应有之，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，味其义，善其人，以其旧所未悟，故云今始知，示其叹美之深，非是素不见也。

史官所书，必有成法。如隐公十一年，“不告”则“不书于策”，这说明“书于策必有常礼”。也就是说，在孔子修《春秋》之前，史官记载，就有一定的规则。韩宣子所见的鲁《春秋》，是史官完全是遵照周公旧有定制所书，故“韩子所见，盖周之旧典礼经也”。

~~~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，赴告策书，诸所记注，多违旧章。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，考其真伪，而志其典礼。上以遵周公之遗制，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，文之所害，则刊而正之，以示劝诫，其余则皆即用旧史。史有文质，辞有详略，不必改也。故传曰：“其善志。”又曰：“非圣人，孰能修之。”盖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。

“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”，这句话震耳欲聩，发人深省。既然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，为何还要说孔子修《春秋》，“笔则笔”、“削则削”，这是因为“官失其守，褒贬失中，赴告策书，多违法乱纪旧典”造成的。

——周德既衰，邦国无法，群小在位，故官人失其所守也。虽广言众官失职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……赴告之中违旧章者，若隐三年，平王以壬戌崩，赴以庚戌；桓五年，陈侯鲍卒，再赴以甲戌己丑；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，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。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，仲尼既巳修改，不可复知。正以仲尼修之，故知其多违也。

那么，孔子是如何修《春秋》呢？“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，考其真伪，而志其典礼。上以遵周公之遗制，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，文之所害，则刊而正之，以示诫，其余则皆即用旧史。史有文质，辞有详略，不必改也。”孔子修《春秋》，是以鲁史策为主，考其真伪，志其典礼。“真者因之，伪者改之；合典法者褒之，违礼度者贬之”。以达到“上以遵周公之制，使旧典更兴；下以明将来之法，令后世有制治国之法”的目的。至于那些不涉及善恶之类的旧史，不管文辞繁简，多沿记之，不再更改。

——故传曰：“其善志。”又曰：“非圣人，孰能修之。”盖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。

史料中关于孔子修《春秋》的有关记载：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弗独有也。至于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弟子受《春秋》，孔子曰：“后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”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
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：自孔子论史记，次《春秋》，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

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；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”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……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

《严氏春秋》引《观周篇》：孔子将脩《春秋》，与左丘明乘如周，观书於周史，归而脩《春秋》之经，丘明为之传，共为表里。

明白了“春秋”之义后，我们来看看书写“春秋”的官吏及其职责范围。

——《周礼》有史官，掌邦国四方之事，达四方之志。诸侯亦各有国史。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《孟子》曰：“楚谓之《檮杌》，晋谓之《乘》，而鲁谓之《春秋》，其实一也。”

依照《周礼·春官》的记载，史官有小史、内史、外史之分，他们的分工不同。《周礼·春官·小史职》中说掌邦国之志；《内史职》中说凡四方这事书，内史读之；《外史职》中说掌四方之志，掌达书名于四方。也就是说，小史、内史即主国内，又主四方来告之事，外史则是主本国赴告他国之事。

那么，《春秋》究竟是内史所主，还是外史所主呢？史料中无明确说明。孔先生推测为：“盖天子则内史主之，外史佐之，诸侯盖亦不异。”只是，春秋时许多周礼都已废缺，或不设置内史，策命之事，多是由大史主之，小史佐之。事例如下：

——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传称郑“使大史命伯石为卿”，是诸侯命臣，大史掌之。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。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，使大史书其名，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，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，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。南史闻大史尽死，执简以往，明南史是佐大史者，当是小史也。若然，襄二十三年传称“季孙召外史掌恶臣”，言外史，则似有内史矣。必言诸侯无内史者，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“我，大史也”，文十八年传称鲁有“大史克”，哀十四年传称齐有“大史子馀”，诸国皆言大史，安得有内史也？季孙召外史者，盖史官身居在外，季孙从内召之，故曰外史，犹史居在南，谓之南史耳。

这里，还需明白几个关键词语的含义：大事与小事、简与策。

——“大事者，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，经之所书皆是也。小事者，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，传之所载皆是也。”关于简与牒，许慎《说文》中这样作解：“简，牒也。牍，书版也。”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“策者，简也。其制，长二尺，短者半之。其次一长一短，两编下附。”郑玄注《中庸》亦云“策，简也”。由此看来，则简、札、牒、毕，同物而异名。单执一札谓之为简，连编诸简乃名为策，故於文“策”或作“册”，象其编简之形。以其编简为策，故言策者简也……简之所容，一行字耳。牍乃方版，版广於简，可以并容数行。凡为书，字有多有少，一行可尽者，书之於简；数行乃尽者，书之於方；方所不容者，乃书於策。

——大事後虽在策，其初亦记於简。何则？弑君大事，南史欲书崔杼，执简而往，董狐既书赵盾，以示於朝，是执简而示之，非举策以示之，明大事皆先书於简，後乃定之於策也。其有小事，文辞或多，如吕相绝秦，声子说楚，字过数百，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，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。杜所以知其然者，以隐十一年传例云“灭不告败，胜不告克，不书于策”。明是大事来告，载之策书也。策书不载，丘明得之，明是小事传闻，记於简牍也。以此知仲尼修经皆约策书成文，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。

“以此知仲尼修经皆约策书成文，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。”原来如此。过去我一直为《春秋》的原貌而好奇，也为孔子如何修《春秋》及左丘明作传的材料来源而百思不得其解，并在意图中记录了我的问题。读了以上这些文字，我终于解除了诸多困惑。

当然，关于《春秋》只是史书大名，统名，在不同的诸侯国，还有别名。

——《孟子》曰：楚谓之《檮杌》，晋谓之《乘》，而鲁谓之《春秋》，其实一也。